由此观之，然则人之性恶明矣。
但这样的问题到了近代就有了变化，这个变化恰好就是《当经成为经典》所要描述的这样一种转变，由此就出现了内外的问题。从历史哲学上来解释，雅斯贝尔斯所强调的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这一人的觉醒的时代等于被忽略掉了。
大陆新儒家朋友中这类反现代的言论不少。要讨论现代儒学如何出场的问题，势必会带来这样的问题，哪些出场的方式是合适的，哪些出场的方式是不合适的。这样的一个帝王，他是很可能接受这样的理念去把这样一个天下为公的理念付诸实践，但是结果不好，中国历史的可悲之处就在这里，在历史的关键转折点，总是选择了一个最坏的选择。一个人以支持现代的立场来对治现代的弊端，来谋划现代的发展，才是真儒的态度。非儒家思想，就是用道家的内圣外王，直接将之换算成儒家的解释，然后把它作为是否是儒家的判准。
对中国来说，能够如此轻快地表达对女性的蔑视，而居然还有女性表示欣然同意。大陆新儒家中声称女性就应该回家做家务，就是头发长、见识短，丈夫休了妻子又怎样。不过，在牟宗三看来，智的直觉并不如康德所说仅仅属于上帝，它亦为作为道德主体的人所具有。
然而，西方哲学对此问题的思考具有局限性，它不能肯认人可有智的直觉，故康德不得不将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作为设准来保证至善的实现。他说：说它是个圆轮，是说在这轮子底圆转中，人若不能提得住，得其全，则转到某方面而停滞了，向外开，亦都是可以的：上下、内外、正负，皆可开合。[3]113不过，由于人是理性的有限存在者，至善作为道德追求的最终目标，它的实现需要一些设准以为保障。[1]575在康德，这个唯一的哲学体系实为哲学原型，因为它包含先天的规定吾人一切行动及使之成为必然者之原理[1]575。
他说：这有一点须注意，即这种性体的悟到，是因道德律的需要而起的。康德说：这个法则(指绝对律令——引者)也必然……领到至善的第二个要素的可能性上，即领到与那种道德大小相称的幸福的可能性上，也就是说，它使我们必须不得不假设有一个与此结果相称合的原因存在，即不得不悬设神的存在，以为至善的可能性的必然条件。
对此，他说：如果这‘道德的形上学亦是一实践哲学，即亦可以哲学地讲出来，则它当是相应儒家成德之教的实践哲学，它是冲破康德所立的界限而将其所开辟的实践理性充其极的。就这样一种义理骨干的创造性而言，刘述先将牟宗三比作康德。但在中国哲学传统中，智的直觉却充分被彰显出来，所以我们可以断定说人类从现实上说当然是有限的存在，但却实可有智的直觉这种主体机能，因此，虽有限而实可取得一无限的意义。他说：我之所谓‘实践的乃指由自由所可能之一切事物。
[4]120因此，康德哲学尽管很精巧，但不是一康庄大道。[5]125 具体来讲，康德的设准包括三个：第一个乃意志自由，即，道德实践须以意志自由为前提。如果道德不是一个空观念，而是一真实的呈现，是实有其事，则必须肯认一个能发布定然命令的道德本心。对此，牟宗三说：他(指康德——引者)由道德法则的普遍性与必然性逼至意志的自律，由意志的自律逼至意志自由的假定。
此两层存有论是在成圣、成佛、成真人的实践中带出来的。对此，牟宗三说：‘基本的存有论(fundamental ontology)就只能从本心、道心或真常心处建立。
亦包含无执的存有论，其可开出道德哲学。[4]153这样，既然意志自由乃道德实践中的呈现，那么道德实践的可能性便得以保证，进而道德的形上学也便具有了可能性。
他认为，探讨哲学原型时，不应从系统处着眼，而只能从生命处着眼，因为哲学原型非依思辨理性而知解，而依实践理性而朗现。只有同时照顾到这两个方面，才能建立起真正的哲学原型。这是中国儒者所具备的最高智慧。其二，以设准保证至善的实现，缺乏道德实践的动力。他说：哲学乃一切知识与人类理性之基本目的(teleologia rationis humanae)相关之学问，哲学家非理性领域之技术家，其自身乃人类理性之立法者。不过，牟宗三对康德关于意志自由仅为设准则不以为然。
而其所规划之‘道德的形上学(其内容是意志自由、物自身、道德界与自然界之合一)亦在若隐若显中，而不能全幅展示、充分作成者。由此观之，康德虽已接触到实践主体之建立，这在西方是前人所未有的，但是尚未到从践履上证实其定然性(澈底透出)的境界，这是孔、孟之教以及宋明儒者所已作到的。
他说： 康德的哲学并非容易随便批评。即，无论是意志自由，还是灵魂不朽，其最终的保障乃是上帝存在，故必须假定上帝存在。
若究极而言，哲学原型虽为哲学但并无哲学相，它只是在道德践履中的如如证悟和如如朗现。不过，这两个目的并非平行，而是以后者来统领前者，因为后者为终极目的。
其三，现实生活通过实践可以具体、真实地体现上述二义，此即随波逐浪。不过，这些道德法则还只是先验的形式，其价值的实现还有赖于与经验的结合。人不仅能认识现象世界，而且也能呈现本体世界。或者说，人不仅是道德的守法者，而且亦可为道德的立法者。
因此，康德的哲学只为道德底形上学，而不能达至道德的形上学。[9]94他还说：实践理性的体性学亦曰‘道德的形上学，或曰‘属行的体性学。
即，此类道德法则是由有理性的人所制定的。[16] 如前所述，康德哲学因为滑入道德的神学，故并没有真正解决至善问题，因此并未建立起真正的哲学原型。
他说：你的行动，应该把行为准则通过你的意志变为普遍的自然规律。尽管这种沟通起初只就道德行为讲，但在践仁尽性的扩大过程中，道德体用的沟通便扩大为宇宙论的体用沟通，此即儒家的仁者浑然与物同体[15]之义。
具体来讲，道德的形上学因为沟通了道德界与自然界之隔绝，故不仅包含理论理性所探讨之实然系统，亦包含实践理性所探讨之应然系统，二者之合一即哲学原型。[4]153进而，他认为，道德的形上学的建立有赖于两个方面问题的解决：一是道德之可能的先验根据。对此，康德的办法是通过合目的性原则把道德界与自然界结合起来。牟宗三还说： 康德也承认实践理性有一个必然的对象(necessary object)，就是最高善(即至善——引者)。
我们不要把无限心只移置于上帝那里，即在我们人类身上即可展露出。[4]160-161 这样，牟宗三以道德的形上学为哲学原型开出了宗教、哲学和科学，从而把所有义理系统都涵括于道德的形上学。
康德认为，依据合目的性原则，有德之人须有福，有福之人须有德，故德福一致方为至善，亦方为人类道德实践所追求的最终目标。以自由为对象，出于理性的终极目的，讨论应当是什么的乃道德哲学。
他说：哲学原型虽就盈教而立，然而一旦付诸实践，则不但无主观哲学可言，亦无哲学原型可言，此即哲学无哲学相，而只是在存在的呼应中，即，与圣者之生命智慧相呼应之呼应中，上达天德之践履，并在此践履中，对于无限心之如如证悟与如如朗现。如是，则这种契合是很直接而自然的，不必曲曲折折强探力索地去艰苦建构了。